秧歌典故(秧歌的由來有什么典故)
1.秧歌的由來有什么典故
秧歌是流行于我國各地的民間舞蹈。
歷 史悠久，宋代稱村田樂。清人吳錫麒《新年 雜詠抄》載：“秧歌，南宋燈宵之村田樂也。
所扮有耍和尚，耍公子，打花鼓，拉花姊， 田公漁婦，裝態(tài)貨郎，雜沓燈術(shù)，以博觀者 之笑”。 我國民族習俗每年春節(jié)、元宵節(jié)等都 表演秧歌。
其特點是歡快、興奮、紅火熱鬧。 因流傳地區(qū)不同而有陜北秧歌、東北秧歌、河北秧歌、山東鼓子秧歌等幾種不同風格的 秧歌。
根據(jù)內(nèi)容的不同，一般分為過街、大場 和小場三種類型。“過街”是秧歌隊在街上 行進時，隨著音樂所作的一些簡單的舞蹈和 隊形變化；“大場”是集體群舞，以走出各 種復雜的、圖案變化豐富的隊形為主，音樂 伴奏也以打擊樂為主；“小場”是帶有情節(jié) 的舞蹈或歌舞小戲，音樂伴奏用嗩響、笛子、板胡、二胡等，以吹奏曲牌、民間曲調(diào)為主。
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，秧歌有了 很大的發(fā)展和提高，并在此基礎(chǔ)上產(chǎn)生了秧 歌劇，如《兄妹開荒》等。
2.秧歌的來歷及發(fā)展
秧歌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勞動生活，它又和古代祭祀農(nóng)神祈求豐收，祈福禳災時所唱的頌歌、禳歌有關(guān)，并在發(fā)展過程中不斷吸收農(nóng)歌、菱歌（民歌的一種形式）、民間武術(shù)、雜技以及戲曲的技藝與形式，從而由一般的演唱秧歌發(fā)展成為民間歌舞，至清代，“秧歌”已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。
為示區(qū)別，人們常把某地區(qū)或形式特征冠于前面。如“鼓子秧歌”（山東）、“陜北秧歌”、“地秧歌”（河北、北京、遼寧）、“滿族秧歌”、“高蹺秧歌”等；而南方的“花鼓”、“花燈”、“采茶”以及廣東與香港流行的“英歌”，其名稱雖異，但都屬于“秧歌”這一類型，是從“秧歌”中派生出來的形式。
3.扭秧歌的由來
扭秧歌，是我國人民喜聞樂見、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民間舞蹈，主要流行我國北方廣大地區(qū)。
它是農(nóng)民在插秧時的一種歌詠活動，起源于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勞動。清代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記述說：每年春耕時，農(nóng)家的婦女兒童數(shù)以十計，一起到田里插秧，一人敲起了大鼓，鼓聲一響，“群歌競作，彌日不絕”，稱之為“秧歌”。
它最早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現(xiàn)，后來發(fā)展成舞蹈和戲劇表演的形式，并流行于我國南北各地。逐步演變成燈會、年節(jié)中必須表演的習俗。
清初，北京正月到處都有“秧歌小隊鬧春陽”，圍觀的人摩肩接踵，婦女們連頭上的金釵都被擠掉了，達到盛況空前的程度。湖州的燈節(jié)，每夕各坊市都必須伴唱秧歌。
《柳邊紀略》中記載了當時黑龍江邊緣地區(qū)的元宵節(jié)，人們組織起秧歌隊，伴以鑼鼓，“舞畢乃歌，歌畢乃舞”，通宵達旦。然而，嘉陵區(qū)地處淺丘，農(nóng)民插秧時節(jié)的農(nóng)活十分繁重，人們不可能在栽秧現(xiàn)場扭秧歌。
所以，這種男女老少都喜愛的活動，只有在逢年過兇等喜慶的日子里，由組織起的秧歌隊來進行。 秧歌隊的表演，有以下幾個特點：一是扭，表演者手持扇子、手帕、采綢等道具，踩著鑼鼓點，口中唱著當?shù)匚娜肆餍械难砀柙~，步履輕盈，邊扭邊舞。
二是走場，一般開始和結(jié)束時為大場，中。 扭秧歌，是我國人民喜聞樂見、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民間舞蹈，主要流行我國北方廣大地區(qū)。
它是農(nóng)民在插秧時的一種歌詠活動，起源于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勞動。清代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記述說：每年春耕時，農(nóng)家的婦女兒童數(shù)以十計，一起到田里插秧，一人敲起了大鼓，鼓聲一響，“群歌競作，彌日不絕”，稱之為“秧歌”。
它最早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現(xiàn)，后來發(fā)展成舞蹈和戲劇表演的形式，并流行于我國南北各地。逐步演變成燈會、年節(jié)中必須表演的習俗。
清初，北京正月到處都有“秧歌小隊鬧春陽”，圍觀的人摩肩接踵，婦女們連頭上的金釵都被擠掉了，達到盛況空前的程度。湖州的燈節(jié)，每夕各坊市都必須伴唱秧歌。
《柳邊紀略》中記載了當時黑龍江邊緣地區(qū)的元宵節(jié)，人們組織起秧歌隊，伴以鑼鼓，“舞畢乃歌，歌畢乃舞”，通宵達旦。然而，嘉陵區(qū)地處淺丘，農(nóng)民插秧時節(jié)的農(nóng)活十分繁重，人們不可能在栽秧現(xiàn)場扭秧歌。
所以，這種男女老少都喜愛的活動，只有在逢年過兇等喜慶的日子里，由組織起的秧歌隊來進行。 秧歌隊的表演，有以下幾個特點：一是扭，表演者手持扇子、手帕、采綢等道具，踩著鑼鼓點，口中唱著當?shù)匚娜肆餍械难砀柙~，步履輕盈，邊扭邊舞。
二是走場，一般開始和結(jié)束時為大場，中間穿插為小場。大場是邊走邊舞的各種隊形組合的大型集體舞，表演出“龍擺尾”、“雙過街”、“九連環(huán)”等各種圖案的舞蹈。
小場是由兩三人表演帶有簡單情節(jié)的舞蹈或歌舞小戲，如“劉海英戲金蟾”、“車幺妹”、“跑旱船”、“傻子接媳婦”等。三是扮，舞者扮成民間傳說、歷史故事中的各種人物，類型有文武公子、少婦、丑婆、貨郎、漁翁和小孩等。
四是唱，伴隨著嗩吶、鑼鼓聲，由歌手演唱當?shù)氐拿耖g歌謠。秧歌隊的人數(shù)可多可少，少則幾人，多則八、九十人。
既可以統(tǒng)一表演一個大型節(jié)目，也可以分別表演各自準備的小節(jié)目。秧歌隊的領(lǐng)頭叫“傘頭”，是這支秧歌隊的總指揮。
他手持一把傘邊舞邊唱，象征著風調(diào)雨順。他唱的內(nèi)容基本上是即興發(fā)揮，也有當?shù)孛耖g小調(diào)。
他后面跟著裝扮成男女老少和丑角類的各種人物，走出各種隊形。走鑼鼓、嗩吶的伴奏下，邊扭邊舞。
那些動作詼諧有趣、樸實可愛，具有廣泛的娛樂性和群眾性，很受人民大眾的歡迎。 扭秧歌的類型可劃分為“地秧歌”。
踩著高蹺表演的叫“高蹺秧歌”。由于受川北地域條件影響，嘉陵區(qū)大都以表演“地秧歌”為主。
“地秧歌”的難度不大，動作簡單，詼諧有趣，既不需要多大的體力，還可以通過這種娛樂活動舒松筋骨。所以，扭秧歌很適應于山區(qū)不同年齡的人參與。
過去嘉陵區(qū)人民大多數(shù)都可以在閑時扭幾步。逢年過節(jié)，只要一聽秧歌隊來了，大家都爭先恐后地跟著扭起來。
現(xiàn)在，扭秧歌這一民間舞蹈，已成為節(jié)日游行的必演節(jié)目。它不但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的歡樂，也給人們帶來了幸福和吉祥。
4.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來歷是什么
關(guān)于元宵節(jié)吃元宵的來歷，民間還有種有趣的傳說。相傳：元宵起源于春秋時期的楚昭王。
某個正月十五日，楚昭王經(jīng)過長江，見江面有漂浮物，為一種外白內(nèi)紅的甜美食物。楚昭王請教孔子，孔子說"此浮萍果也，得之主復興之兆"。
因為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日，以后每逢此日，昭王就命手下人用面仿制此果，并用山楂做成紅色的餡煮而食之，這便是現(xiàn)今元宵的雛形。從此，元宵節(jié)吃元宵便成了一種傳統(tǒng)。
“桂花香餡裹胡桃，江米如珠井水淘。見說馬家滴粉好，試燈風里賣元宵。”這首清朝的《上元竹枝詞》就反映了北京老早以前就有元宵節(jié)吃湯圓的習慣，并且當時已有以出售湯圓著稱的字號。
正月十五元宵節(jié)將至。元宵也稱燈節(jié)。在中國，從唐朝遺留下來燈節(jié)觀燈的習慣一直在民間流傳著。
5.有哪些有關(guān)秧歌的趣聞（簡短）
1.在關(guān)東大地上，最受老百姓喜愛的民間歌舞就是東北大秧歌。史書記載，早在康熙年間，東北就已經(jīng)有了“上元日”（正月十五）辦秧歌的習俗。表演的男子扮成參軍、婦女等角色，邊舞邊歌、通宵達旦。到了清末民國年間，扭大秧歌已經(jīng)是遍布東北各地的春節(jié)娛樂活動.過去農(nóng)村過年，一是圖“喜興”，二是講面子。假如哪個村沒來秧歌隊拜年，村里的人都會覺得不開心。因此，如果本村不辦秧歌，各家按貧富攤錢，派人去外村“接秧歌”，以為村里增添過年的喜慶氣氛。
2. 鬧秧歌 陜北地區(qū)把燈節(jié)活動稱作"鬧秧歌"，各村的秧歌隊在一名持傘的"傘頭"帶領(lǐng)下，和著鑼鼓聲的節(jié)拍起舞，跑"大場"（群舞）、演"小場"（雙人、三人舞），并且到各家表演，以此賀新春，祈豐年。領(lǐng)舞的傘頭要善于領(lǐng)唱傳統(tǒng)的歌詞以及因地制宜即興編唱新詞，以適應不同場合的需要。
3. 湖北房縣元宵上演的秧歌燈，云南姚安花燈戲十百為群，民國湖南《嘉禾縣圖志》：“秧歌，一謂之‘花燈’，飾童男女相對唱跳，金鼓喇叭與身手相湊，類于衡州馬燈矣。其風至十五日止，謂之‘耍元宵’。” 胡樸安《中華全國風俗志》所記江蘇儀征的“花鼓燈”，是典型的秧歌。廣東普寧、潮安流行的英歌，也寫作鶯歌、秧歌、因歌，不僅保留了北方秧歌的某些表演特征，也保留了秧歌的名稱。
6.張愛玲《秧歌》簡介
《秧歌》-簡介 張愛玲 《秧歌》張愛玲的《秧歌》1953年寫于香港。
這部長篇小說是張愛玲到香港后以Eileen chang為筆名發(fā)表的，最初是寫給英語圈的讀者看的，后來翻譯成中文。 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重返香港，投入美國駐港新聞處，《秧歌》正是她寫的第一個長篇-一個有著明顯“綠背”（即美元）色彩的長篇。
新中國建立之初，人民生活是困苦的，但并非像《秧歌》所寫的在“饑餓”的火山口上，顯然，《秧歌》是作了歪曲反映。《秧歌》有一段與內(nèi)容天關(guān)的“妙論”，此“妙論”出現(xiàn)在其前夫胡蘭成于1958年在日本寫的《今生今世》一書中。
從時序上說，似乎胡蘭成抄襲了《秧歌》，實則是《秧歌》保留的胡蘭成的漢奸陰影。《秧歌》-作品內(nèi)容 《秧歌》側(cè)重講的還是女人的故事，敘事也是用女性視角來敘述的，這是張愛玲的強項。
小說一開始，兩個女人就要“歸來/離去”，在上海城里幫傭三年的月香在“鼓勵勞工回鄉(xiāng)生產(chǎn)”的號召下告別城市，回到山鄉(xiāng)，暫時的被“鄉(xiāng)下跟從前不同了，窮人翻身了。現(xiàn)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”豪言壯語激動著，憧憬回到山鄉(xiāng)過上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她的丈夫是“新社會”的勞模老實人譚金根，一個只看到地契上寫有自己名字而忽略其它主張，忍氣吞聲的青年農(nóng)民。
在嫂子歸來的時候，金根的妹妹金花要出嫁到鄰村的周村去了。 香在回來的當夜就發(fā)現(xiàn)回鄉(xiāng)完全是錯誤的決定，是被宣傳鼓動的盲目回鄉(xiāng)：“現(xiàn)在我才曉得，上了當了！”，因為她看見山村到處蔓延著無邊無際的“饑餓”，盡管長輩譚老大、譚大娘還小心翼翼的竭力掩飾，并說一些口號和標語式的話，但月香已經(jīng)看破玄機了，她開始后悔。
現(xiàn)在連金根最疼愛的女兒阿招都在嚷著肚子餓，因為，但凡有一口吃食，金根會毫不猶豫的給阿招，這個時間出嫁相依為命的妹妹金花，也是因為貧困與饑餓逼迫的。 很快，月香就被借債的鄉(xiāng)親們包圍住了，連她親娘和親戚譚老大也來借錢，顯然，月香微薄的錢很難讓所有人滿意，盡管他們開借的僅僅是城里一副油條早點的數(shù)字。
現(xiàn)在，比饑餓更難堪的，就是讓村干部王霖偶然看見中午吃稠粥，這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和恐懼，因為在目睹過“土改”的金根看來，所有人都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，“稠粥”意味著“三反之一”（地、富、右）的“富農(nóng)”行徑。王霖是某種黨機器教化的化身，他是失意的青年老干部，在各種權(quán)利運動傾軋中求得縫隙生存，他是一個沒有多少感情的冷漠的人。
像他這樣的人在鄉(xiāng)間不在少數(shù)，第四章里描述的收麻的合作社干部惡魔行徑就是冷漠的注腳。 盡管，饑餓與恐懼攫住了所有人的內(nèi)心，但大家見面還都笑哈哈的，并時不時講一些時髦的標語口號，這以積極分子譚大娘最為拿手。
但她指使媳婦金有嫂第一個來借錢時，就已道出實情：“收成雖然好，交了公糧就去了一大半。現(xiàn)在那些苛捐雜稅倒是沒有了，只剩一樣公糧，可是重的嚇死人。
蠶絲也是政府收買，茶葉也得賣給政府，出的價特別低。”。
饑餓籠罩著山鄉(xiāng)，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“精神勝利法”，甚至“風里飄來咚咚的鑼鼓聲……?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著秧歌隊在那里演習。”。
小說的主軸意象“秧歌”，這時是以這樣的情境出現(xiàn)的，張的“荒涼”和“倩笑”意味也明朗清晰起來。 饑餓的現(xiàn)實如此逼仄，已經(jīng)使月香只有無奈的順從，因為她已經(jīng)沒有退路了。
但這時還有人到哀鴻遍野的饑餓里來尋覓所謂的“鄉(xiāng)村神話”，以便到更大的空間去宣示、布道這里的優(yōu)越性，一個城里文聯(lián)的電影編導顧岡，來此收集資料體驗生活，小說又多了一些穿插，也多了另一重視角來觀察饑餓世界里的“人造神話”。他被安排住在積極分子譚大娘家，顧岡也看穿了房東大娘是王霖“最得意的展覽品”。
王霖雖憤憤不平鄙視接待這些“‘解放后’才加入他們陣營的投機分子”，但覺得可以借他們“體驗”出的“神話”來換取政績，以使自己離開這窮鄉(xiāng)僻壤。而顧岡也覺得王霖如此資深的資歷卻在山鄉(xiāng)當一個村干，肯定是一個被“清”掉的危險分子，接近他對自己不利，也疏遠他。
張愛玲讓兩個各自來自基層的小人物都從政治角度來考量、鄙視、猜疑對方，將時代特征烙在他們冷漠而麻木、萎瑣的內(nèi)心上。 顧岡面對“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，里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一段段的草。”
的饑餓世界，“報紙上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，說這一帶地方——或是國內(nèi)的任何地方——發(fā)生了饑饉。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，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，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。”
他知道城里派他下來是要編造一個“鄉(xiāng)村神話”，而不是來寫寫?zhàn)囸I真相場面的，這一點，顧很清楚。
所以，顧想臆造一個不存在的水壩故事。張愛玲刻意要讓顧在饑餓現(xiàn)實面前，還編造假故事、假劇本，顯然是要借此諷刺當時文學讀物的“神話性”來源。
年關(guān)到了，饑餓已經(jīng)到了懸崖邊沿了，山村籠罩著一股死亡的氣息，卻還要承擔軍屬的年禮：“每家攤派半只豬，四十斤年糕，上面掛著紅綠彩稠，由秧歌隊帶領(lǐng)，吹吹打打送上門去。”。
或折成現(xiàn)金，限一個日子交齊。王霖帶領(lǐng)人上門索取，金根怒不可遏，拒絕捐獻，面對王霖強硬的姿態(tài)和不顧死活的盤剝，悲憤的。
7.大秧歌資料
吉林地區(qū)的民間舞蹈有秧歌、龍燈、旱船、撲蝴蝶、二人摔跤、打花棍、高蹺等形式，多在一起配合演出，統(tǒng)稱為“秧歌”。
解放前農(nóng)村秧歌又扭又唱，又叫唱秧歌；農(nóng)村秧歌游屯串村，又叫“跑秧歌”；城鎮(zhèn)秧歌光扭不唱，又叫“扭秧歌”。
解放前的秧歌隊全是男的，二人一小組，一個“上裝”（扮女的，又叫“包頭的”），一個“下裝”（扮男的，又叫“斗丑的”），叫做“一副架”。四人一大組（兩副架），叫“一棒鼓”。在秧歌隊中“頭棒鼓”“二棒鼓”“三棒鼓”……排列有序，每人都有固定的位置。“頭棒鼓”是全隊扭唱技藝最高的，“二棒鼓”次之，“三棒鼓”更次之。秧歌隊的領(lǐng)頭帶隊的戴文生巾，披斗蓬，持折扇，只他一人沒有“上裝”搭配，故稱“傻公子”，又叫“拉衫的”。秧歌隊的排尾叫“老坐子”，也是一副架：“上裝”是一個扮相刁潑的老太太，手拿兩根棒棰，耳戴紅辣椒；“下裝”是一個扮相滑稽的老頭，駝背，拄拐杖。秧歌隊中也有扮故事中人物的，如青蛇、白蛇、豬八戒、孫悟空等。秧歌隊大的六七十人，小的二三十人。 解放后的秧歌淘
汰了“傻公子”、“老坐子”、“一副架”和“一棒鼓”，淘汰了男扮女裝，男的扮男的，女的扮女的，無論城鄉(xiāng)都是只扭不唱。
8.太谷秧歌的由來
希望采納，謝謝
太谷秧歌流行于晉中、呂梁、太原等地區(qū)，距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，內(nèi)容大多是反映農(nóng)村勞動人民生活，基本上是一戲一調(diào)，節(jié)奏明快，易于上口，深受城鄉(xiāng)大眾喜愛。
明代正統(tǒng)到崇禎年間，是小曲（亦稱時曲或俗曲）廣泛傳播的時期。當時晉中一帶，已流行著當?shù)孛耖g藝人傳唱的小曲曲。太谷縣文化館曾搜集抄錄了不少古代小曲曲，如：《編根羅》（夸耀長袍）、《并蒂蓮》、《一塊銅》、《小尿床》、《高老莊》、《小二姐拜媒》、《銅青螞昨》等20余首曲詞。它們大都是反映當時當?shù)孛耖g生活故事的，從中可以看出端倪。 據(jù)明英宗朝廷禁唱“妻上夫墳曲”條令稱：正統(tǒng)間，北京滿城忽唱《妻上夫墳》曲……（亦稱《小寡婦上墳》曲）祁太秧歌中亦有此曲。《顧曲雜言》云：嘉靖、隆慶年間，“乃興 《鬧五更》、《哭皇天》、《粉紅蓮》……”等曲，與太谷秧歌小曲不但同名，而且形式也大同小異。 明代萬歷刊本，《玉谷調(diào)簧》里，有詠私情的問答體小曲，同太谷秧歌小曲《娘問女》、《挑水》的題材和體裁極其相似。可見明代小曲盛行之時，晉中平原的小曲亦在廣泛流行。 每逢元宵節(jié)鬧紅火時，各地大搞龍燈、旱船、背棍、高曉 以及鼓樂歡奏等活動，大大小小的舞隊極其普遍。其中的扮演者，在舞蹈間歇唱支小曲，渲染氣氛，載歌載舞，歌舞結(jié)合，這種形式就是太谷秧歌的起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