鐘嶸典故(請灑潘江,各傾陸海云爾)
1.請灑潘江,各傾陸海云爾
潘江陸海：鐘嶸《詩品》：“陸（機）才如海，潘（岳）才如江。”
作為成語，一般寫作“陸海潘江”。這里用來形容眾賓客的文才。
這兩句是說，敬請在座的諸位嘉賓，就象陸機、潘岳那樣，各盡其才，寫出精彩的詩篇吧。陸機（261-303年），西晉文學家，字士衡，吳郡華亭（今上海）人。
太康末年，與弟陸云同至洛陽，文才傾動一時，時稱“二陸”。曾官平原內(nèi)史，世稱陸平原。
善駢文，且多擬古之作。所作《文賦》為古代重要的文學論文。
《世說新語·周處》：“乃入?yún)菍ざ憽Ｆ皆憴C曾任平原內(nèi)史）不在，正見清河（陸云曾任清河內(nèi)史）。”
潘岳（247-300），西晉文學家，字安仁，滎陽中牟（今屬河南）人。曾任河陽令、著作郎、給事黃門侍郎等職。
詩名與陸機齊。其《悼亡詩》較有名。
南朝梁鐘嶸《詩品》對陸機、潘岳詩作的評價極高，至于偏頗，他把陸機、潘岳列為上品，而列陶淵明為中品，曹操為下品，這就有欠公平了。
2.墨守成規(guī)的簡要典故
這個成語沒有那種小故事的典故
【解釋】：墨守：戰(zhàn)國時墨翟善于守城；成規(guī)：現(xiàn)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規(guī)則、方法。指思想保守，守著老規(guī)矩不肯改變。
【出自】：明·黃宗羲《錢退山詩文序》：“如鐘嶸之《詩品》，辨體明宗，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為準的也。”
【示例】：~，不敢勇于創(chuàng)造也決然是和客觀事物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不能相容的。 ◎秦牧《辯證規(guī)律在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上的運用》
【近義詞】：因循守舊、故步自封、抱殘守缺
【反義詞】：標新立異
【語法】：動賓式；作謂語、定語；含貶義
3.誰能告訴我鐘嶸的貢獻和主張
鐘嶸《詩品》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一部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專著。
鐘嶸生活在齊梁時代，與劉勰年歲相當，大約生于公元468年，卒于518年。但是他的《詩品》寫作卻比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要晚，根據(jù)他自己提出的“不錄存者”的原則，可以考定《詩品》成書當在公元514—516年之間。
鐘嶸出身寒門，“位末名卑”，只做過王府記室一類小官。雖然他自己頗想在政治上有作所為，然而在門閥制度的嚴格控制下，是不能如愿以償?shù)摹?/p>
鐘嶸政治上主張“無為而治”，思想上受儒家傳統(tǒng)觀念影響較小，在文學上敢于對當時不良風氣作比較尖銳的批評，是一位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家。鐘嶸在《詩品》中評論了一百二十二位詩人，分析了每一位詩人的思想藝術(shù)特征及其歷史淵源，按照他們成就的高低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
在三品的序言中，則以五言詩為中心，系統(tǒng)地論述了詩歌發(fā)展的歷史，以及有關(guān)詩歌創(chuàng)作的重要理論問題。他所采用的這種分品評論的方法是受漢魏以來品評人物的影響的。
他自己在《詩品序》中就說：“昔九品論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賓實，誠多未值。”當時詩、文、書、畫等的理論批評都很發(fā)達。
謝赫有《古畫品錄》、庾肩吾有《書品》，還有《棋品》等一類著作，《詩品》也是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產(chǎn)生的。鐘嶸《詩品》的主要價值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加以說明。
首先，是比較深刻地闡明了文學和現(xiàn)實的關(guān)系。鐘嶸在《詩品序》中強調(diào)指出詩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現(xiàn)，而人的感情的激動，乃是受現(xiàn)實生活的感觸而產(chǎn)生的。
他說：“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”鐘嶸所理解的“物”的內(nèi)容，不僅有“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”這樣一些自然事物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動人心弦的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內(nèi)容。
比如“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，或骨橫朔野，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娥入寵，再盼傾國”等等。他說：“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？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”客觀的現(xiàn)實生活內(nèi)容，激發(fā)了詩人熾烈感情，于是才發(fā)而為詩歌。
鐘嶸在這里以鮮明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，表現(xiàn)了對文學和現(xiàn)實關(guān)系的正確認識，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國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學創(chuàng)作是“人心感物”的結(jié)果，《禮記·樂記》中說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
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后動，故形于聲。”
這雖然是講音樂，其原理也通于文學。陸機《文賦》中說：“遵四時以嘆逝，瞻萬物而思紛。
悲落葉于勁秋，喜柔條于芳春。”正是對于《樂記》中這種“人心感物”思想在文學創(chuàng)作上的運用。
但陸機主要是講自然事物，面沒有涉及到物的社會生活內(nèi)容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論述文學和時代的關(guān)系時，就著重指出了文學反映社會現(xiàn)實生活內(nèi)容的特點，指出“文變?nèi)竞跏狼椋d廢系于時序”。
鐘嶸所說正是在這個基礎(chǔ)上的進一步發(fā)展。鐘嶸在文藝和現(xiàn)實的關(guān)系上，更為可貴的一點是他不僅僅指出了文學反映現(xiàn)實生活的本質(zhì)，而且認為只有在描寫現(xiàn)實生活過程中表現(xiàn)了進步思想感情的作品，才是最有價值、最有意義、也才是最美的作品。
鐘嶸在他的詩歌評論中突出了一個“怨”字。比如他贊揚《古詩》“多哀怨”，說李陵的詩“文多凄愴，怨者之流”。
他認為五言詩創(chuàng)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，其特點即是“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(zhì)”。王粲之詩“其源出于李陵，發(fā)愀愴之詞”，也是具有怨情的。
左思的“風力”很重要的表現(xiàn)便是“文典以怨，頗為精切”。劉琨之“仗清剛之氣”，也是與他“善為凄庚之詞”、“多怨恨之詞”分不開的。
如果我們結(jié)合這些詩人創(chuàng)作來考察一下鐘嶸所提倡的“怨”的具體內(nèi)容，就可以看出：它或是反映了對門閥世族等級制度的不滿，如左思《詠史》所寫的“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”。
或是對經(jīng)濟凋弊的感慨，對人民所受災(zāi)難的同情，如王粲《七哀詩》中寫的那樣，“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”，“悟彼下泉人，唱然傷心肝”。或是由于統(tǒng)治階級的腐敗、政治的黑暗，使有志之士的進步政治抱負不得實現(xiàn)，胸中充滿了郁郁憤懣。
比如劉瑤《重贈盧湛》中的“功業(yè)未及建，夕陽忽西流”，“何意百煉鋼，化為繞指柔”，以及《扶風歌》中所寫的“忠信反獲罪，漢武不見明。我欲竟此曲，此曲悲且長”這樣一些深深的感慨與不平。
鐘嶸所強調(diào)的這種“怨”，既突破了儒家“發(fā)乎情，止乎禮義”的束縛，又和蕭綱、蕭繹所提倡的宮體色情根本不同。主張文學要表現(xiàn)下層百姓對上層統(tǒng)治階級的“怨”，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發(fā)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傳統(tǒng)。
早在春秋后期，孔子就充分肯定了《詩經(jīng)》中下層官吏和百姓對黑暗政治和腐朽統(tǒng)治的不滿。漢代司馬遷又發(fā)展了孔子“詩可以怨”的思想，特別指出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千古絕唱《離騷》“蓋自怨生”，并且在此基礎(chǔ)上提出了影響深遠的“發(fā)憤著書”說。
鐘嶸《詩品》正是繼承和發(fā)揚了這一個進步的文學思想傳統(tǒng)。其次，鐘嶸提倡自然真美，反對刻意雕琢的形式主義美學觀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在文學創(chuàng)作上存在著一種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錯誤傾向，。
4.鐘嶸《詩品》大概內(nèi)容和評價
詩 品 梁·鍾嶸 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行諸舞詠。
照燭三才，暉麗萬有，靈只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昔《南風》之詞，《卿云》之頌，厥義夐矣。
夏歌曰：“陶乎予心。”謠曰：“名予曰正則。”
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
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揚、枚、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
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
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《詠史》，質(zhì)木無文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篤好斯文，平原兄弟郁為文棟，劉楨、王粲為其羽翼。
次有攀龍托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於時矣。
爾后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、二陸、兩潘、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
永嘉時，貴黃、老，稍尚虛談。於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
爰及江表，微波尚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論》，建安風力盡矣。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，變創(chuàng)其體。
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贊成厥美。然彼眾我寡，未能動俗。
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艷難蹤，固已含跨劉、郭，陵轢潘、左。
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，公干、仲宣為輔。陸機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為輔。
謝客為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為輔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夫四言，文約意廣，取效《風》、《騷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
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會於流俗。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為詳切者耶？故詩有三義焉：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
文已盡而意有馀，興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
若專用比興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躓。若但用賦體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則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無止泊，有蕪漫之累矣。
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群讬詩以怨。
至於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。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；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故曰：“《詩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
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於詩矣。故詞人作者，罔不愛好。
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。才能勝衣，甫就小學，必甘心而馳騖焉。
於是庸音雜體，人各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
獨觀謂為警策，眾睹終淪平鈍。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、劉為古拙，謂鮑照羲皇上人，謝朓今古獨步。
而師鮑照終不及“日中市朝滿”，學謝朓劣得“黃鳥度青枝”。徒自棄於高明，無涉於文流矣。
觀王公縉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馀，何嘗不以詩為口實。隨其嗜欲，商搉不同，淄、澠并泛，朱紫相奪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。
近彭城劉士章，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為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。其文未遂感而作焉。
昔九品論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貴實，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為技，較爾可知。
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弈。方今皇帝，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沈郁之幽思，文麗日月，賞究天人。
昔在貴游，已為稱首。況八纮既奄風靡云蒸，抱玉者聯(lián)肩，握珠者踵武。
以瞰漢、魏而不顧，吞晉、宋於胸中。諒非農(nóng)歌轅議，敢致流別。
嶸之今錄，庶周旋於閭里，均之於談笑耳。 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為先后，不以優(yōu)劣為詮次。
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，不錄存者。
夫?qū)僭~比事，乃為通談。若乃經(jīng)國文符，應(yīng)資博古，撰德駁奏。
宜窮往烈。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既是即目。
“高臺多悲風”，亦惟所見。“清晨登隴首”，羌無故實。
“明月照積雪”，詎出經(jīng)史。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
顏延、謝莊，尤為繁密，於時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、王元長等，詞不貴奇，競須新事，爾來作者，浸以成俗。
遂乃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拘攣補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
詞既失高，則宜加事義。雖謝天才，且表學問，亦一理乎！陸機《文賦》通而無貶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鴻寶》，密而無裁；顏延論文，精而難曉；摯虞《文志》詳而博贍，頗曰知言：觀斯數(shù)家，皆就談文體，而不顯優(yōu)劣。
至於謝客集詩，逢詩輒取；張騭《文士》，逢文即書：諸英志錄，并義在文，曾無品第。嶸今所錄，止乎五言。
雖然，網(wǎng)羅今古，詞文殆集。輕欲辨彰清濁，掎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
預此宗流者，便稱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爾。
昔曹、劉殆文章之圣，陸、謝為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？嘗試言之，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(diào)五音，無以諧會。
若“置酒高堂上”、“明月照高樓”，為韻之首。故三祖之詞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，此重音韻之義也，與世之言宮商異矣。
今既不被管纟玄，。
5.鐘嶸"自然英旨"說的主要內(nèi)容是什么
鐘嶸"自然英旨"說的主要內(nèi)容是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的
它在文學史上有何影響
因為強調(diào)感情真摯。由于詩歌主要都是以抒情為主的，所以感情就應(yīng)該是真摯的
詩歌是抒發(fā)感情的，為了抒發(fā)真摯的感情，就應(yīng)該以直接抒情為主
鐘嶸，中國南朝文學批評家。曾任參軍、記室一類的小官。梁武帝天監(jiān)十二年（513）以后，仿漢代“九品論人，七略裁士”的著作先例，寫成詩歌評論專著《詩品》。以五言詩為主，全書將兩漢至梁作家122人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品進行評論，故名為《詩品》。
鐘嶸在對歷代作家的藝術(shù)特點、風格進行品評的同時，還在序言中對詩歌創(chuàng)作中的一些理論性問題，以及當時詩壇所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流弊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反對當時論詩"隨其嗜欲"、"準的無依"的風尚，提出了一個系統(tǒng)的品評準的。它的出現(xiàn)，和當時詩歌創(chuàng)作的發(fā)展、清談和品第人物的社會風尚等，都有密切關(guān)系。
漢末劉漢政權(quán)的土崩瓦解帶來了士人思想的解放，之后進入了魏晉人自覺的時代。人的自覺帶動了“文的自覺”，各種關(guān)于文學的審美作品相應(yīng)而生。鐘嶸的《詩品》就是在這種背景中產(chǎn)生的。鐘嶸主張詩歌創(chuàng)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，提出“自然英旨”說。
鐘嶸賦予了傳統(tǒng)“自然”以新的內(nèi)涵，他的“自然”不是儒家為倫理道德所規(guī)范束縛的性情，也不是莊子的虛無，更沒有對性和情的偏見，而是一種自然沒有束縛的自由自在的個性情感。他強調(diào)的“自然英旨”實際上就是強調(diào)詩歌是抒發(fā)個性情感的自然之美。
“自然英旨”還表現(xiàn)在鐘嶸主張詩歌表現(xiàn)方式應(yīng)不做作，不拘束，不呆板，非勉強，強調(diào)自然而然。為此他提出“直尋”和“自然聲韻”說。鐘嶸認為“自然”只有通過直尋的方式才可以獲得，并且聲韻的自然也是詩歌“自然”的重要方面。
他認為詩歌不能以用事用典的形式來表達，即“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于用事”。他認為詩歌不以用典為貴，用典自有其益處，但以不落痕跡為高，無隔詩意為上，若用典而至于詩意窒塞，又何必用典？故用典不可僻，不可多，僻則意晦，多則意雜，意晦則讀者不知所云，如墜五里霧中；意雜則讀者惟見典故雜陳，莫知作者意之所在。為此他提出“直尋”的觀點。《詩品序》云：“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”
他主張詩歌吟詠性情，只能以一定的感悟力去表現(xiàn)，即在觸景生情、景與物冥的詩化過程中，形成一唱三嘆的美妙意境。這種意境并非由苦苦思索、潛心推敲而來，而是“寓目輒書”的結(jié)果。許文雨解釋為：“直尋之義，在即景會心，自然尋妙，即禪家所謂‘現(xiàn)量’是也。”（《鐘嶸詩品講疏》）現(xiàn)在看來，直尋就是詩歌創(chuàng)造中的直覺思維，它接近于現(xiàn)象學的直觀方法。
總之，鐘嶸的“自然英旨”即主張詩歌應(yīng)是詩人個性情感的自然流露，詩歌創(chuàng)作應(yīng)以直尋為主，要求音韻自然，實際就是強調(diào)抒發(fā)個性情感的自然之美，亦即個性之美，其目的在于提倡自然真美。
6.鐘嶸《詩品》
一.‘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行諸舞詠。’——氣（自然力量如，風雷雨電）使事物發(fā)生變化，事物的變化被人感知，所以人都性情就被震撼，激發(fā)，表現(xiàn)為歌舞吟詠。
二.玉樓春 （宋祁·北宋）
東城漸覺風光好，彀皺波紋迎客棹。
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
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？
為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
三.由于氣候的變化，春風吹開了景色，春水，楊柳，杏花都為之變得更富激情。而詩人自己也由于環(huán)境的感染而感概“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金輕一笑？”幻化為“持酒勸斜陽”的傷春之舉
7.江郎才盡典故
江郎：指南朝江淹。原指江淹少有文名，晚年詩文無佳句。比喻才情減退。
【出 處】
鐘嶸《詩品》：初，淹罷宣城郡，遂宿冶亭。夢一美丈夫，自稱郭璞。謂淹曰：‘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，可以見還。’淹探懷中，得五色筆授之。而后為詩，不復成語，故世傳江淹才盡。
【典 故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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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的江淹，字文通，他年輕的時候，就成為一個鼎鼎有名的文學 家，他的詩和文章在當時獲得極高的評價。 可是，當他年紀漸漸大了以后，他的文章不但沒有以前寫得好 了，而且退步不少。他的詩寫出來平淡無奇；而且提筆吟哦好久，依 舊寫不出一個字來，偶爾靈感來了；詩寫出來了，但文句枯澀，內(nèi)容 平淡得一無可取。 于是就有人傳說，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禪靈寺的河邊，夢見一 個自稱叫張景陽的人；向他討還一匹綢緞，他就從懷中拘出幾尺綢緞還他。因此，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。 又有人傳說；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覺；夢見一個自稱郭璞 的人，走到他的身邊，向他索筆，對他說：“文通兄，我有一支筆在你那兒已經(jīng)很久了，現(xiàn)在應(yīng)該可以還給我了吧！” 江淹聽了，就順手從懷里取出一支五色筆來還他。據(jù)說從此以 后，江淹就文思枯竭，再也寫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。
8.古代文學家窮而后工的故事都有哪些
鐘嶸在《詩品序》中說：“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群托詩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骨橫朔野，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，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；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？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故曰：‘詩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’使窮殘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尚于詩矣。”[5]這里鐘嶸從景物氣候和個人的經(jīng)歷兩方面解釋詩歌產(chǎn)生的原因，而強調(diào)的仍是個人遭遇的不平，個人的“怨”、“窮賤”，不平遭遇的“感蕩心靈”，實際上仍然是“不平則鳴”、“窮而后工”的范疇。但是這仍不是這種理論的源頭。
有許多學者已經(jīng)指出，這種理論的源頭就是司馬遷的“發(fā)憤著書”說，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賢發(fā)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郁結(jié)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，乃如左丘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，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”。[6]有人認為應(yīng)當將“發(fā)憤著書”說與“窮而后工”說區(qū)別對待。[7]但筆者認為“窮而后工”與“發(fā)憤著書”還是有著許多相同之處的，“發(fā)憤”的前提在于惡劣的生存環(huán)境，痛苦的人生遭遇。這難道不是“窮”嗎？他們之間的區(qū)別在于：“發(fā)憤著書”是有意為之； “不平則鳴”、“窮而后工”式的創(chuàng)作無意一些，自然一些，但同樣也不可否認這里也有“有意為之”的成分。
《孟子·告子下》“是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[8]孟子的說法是從非常寬泛的意義講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經(jīng)受一番磨難，基本上屬于“逆境出人才”之類的道理。但是放到文學上也是可以講得通的。追溯“窮而后工”說的遠祖，有人認為應(yīng)該追溯到《易》來，黃黎星先生撰文指出，《易》中的幾句話，如“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”、“其稱名也，……其衰世之意邪”等都證明了“易為憂患之書”的說法。“易之憂患”、“易為憂患之書”，這是漢以來的歷代易學家所共持的說法。這幾句話歐陽修在《居士外集》卷十《經(jīng)旨·易或問》中都引用過，并且明確的指出為“圣人之言”。由此斷定，歐陽修既然肯定這是圣人之言，自然也就認同“易為憂患之書”的說法。當然可以認定《易》是“不平則鳴”、“窮而后工”理論的源頭遠祖。[9]
自從歐陽修明確提出“窮而后工”的觀點以后，在兩宋之際有許多的學者文人反復的闡述它。像陳師道、陸游、方岳、陳郁等都有有關(guān)的詳細的論述。宋以后許多的文人更是樂此不疲。明代的金 在《覺非齋文集》里講得非常詳細非常深刻。
“人窮詩乃工爾。吾于吾友子良孫君信之矣。子良昔從太學登第為名進士，旅
道坦坦，未嘗齟齬。當時居行輩中詩名未軼出也。后以非，謫交趾三十年，抑郁無
聊，暌離憤激，一發(fā)于詩而后詩始工。……其間登臨吊古，觸目興懷，記物感遇無
不形于諷詠。憂而傷，勞而不怨，讀之令人瞿然起敬。然則子良之詩之工，信乎，
由于窮也。夫窮而通天地，自然之理。”[10]
這一段充滿感慨的論述真可謂知己之談，“窮而通天地，自然之理”，正是因為“窮”，才使得創(chuàng)作者對于人生、社會有了全新的深刻的體驗。窮困之后，文人首先體驗到的是自己的遭遇，然后推己及人，體悟到人生的遭遇，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誠，從而領(lǐng)會了生活的本質(zhì)。進而將所有的以前從未有過的心靈的新經(jīng)歷自然而然地表現(xiàn)出來，就成了“一發(fā)于詩而后詩始工”、“讀之令人瞿然起敬”。趙翼的名句“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”。[11]陳廷焯在《白雨齋詞話》中也說：“詩以窮而后工，依聲亦然。故仙詞不如鬼詞，哀則幽郁，樂則淺顯也。”[12]
